所以，无论中国进行怎样的货币紧缩，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导致货币离开实体经济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中国输入型通胀愈演愈烈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
全年沪深两大交易所的交易经手费达137.56亿元，A股印花税合计达到528.37亿元，当年收取的证券交易监管费为43.47亿元。因此，分析现在中国的贫富格局，需要一种更开阔的眼光。
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假定，假如说我们考虑到这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房改房，而且当初的价格很低，再考虑到2008年到现在，这两三年的时间在一些城市当中房价差不多增长了一倍。这个数字至今扑朔迷离，无从计算。现在的问题是，要说清楚房产增值和收益的确切数字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有人是从泡沫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房价中泡沫是肯定存在的，但现在的房价及其上涨不能完全看做是泡沫。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
可能还有人说，无论价格怎么变动，不还是那些房子吗？其实，财富有时是在相对和比较的意义体现的。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劳动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自2005年进入反危机政策之后，人民币重回2005年之前盯住美元的制度安排。
三、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应相应做出调整，调整和变化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从财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连续减税，包括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若干土特产税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如果再普遍减税，特别是减地方税，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财税收入水平提高未明显改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未取得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事实上是不现实。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
因而，从我国目前宏观失衡的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但到2008年7月，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更为突出，相应的宏观政策从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物价，开始强调刺激经济，到年底进一步明确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政策开始全面扩张，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财政与货币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短期难以克服。另一方面，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改变了要素的供求关系，在要素有限的条件下，持续高速扩张的增长必然导致需求强劲拉升，使要素成本上升，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成本上升。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事实上，强调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在我国现阶段不仅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
只有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宏观干预直接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行为的政策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干预。从总需求来看，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需求得以刺激。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市场失衡的特点是相符的。那么，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政策举措形成的通胀压力，至迟会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逐渐释放。
从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实现。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
我国的内需不足不仅是总量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且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原因和体制性及社会发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及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我国则不然，我国的货币市场是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由于创新力弱，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资本金充裕、利润丰厚甚至存在垄断的条件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和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开发及新领域投资;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等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也由于民营企业本身的财产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难以公平有效的运用融资市场，形成有效的货币需求;再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企业有相当一批订单减少甚至停产，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资金的需求。
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符合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特点。根据我国通胀发生的政策时延，投放的流动性大体在6至24个月逐渐体现为通胀。四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逆转。也就是说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充分，不足的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应从强调增大货币供给，适时转向强调培育货币需求。需要注意的是，既然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任务，所以短期内应适度控制收紧银根的政策强度和速度。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每年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同时宏观经济失衡也出现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的同时，在内需中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投资品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费领域则需求不足，工业消费品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投资与消费出现反方向失衡的条件下，总量政策目标难以选择，既难以紧缩，也难以扩张，宏观总量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差异性调整，相应在宏观政策的运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扩张性的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
三是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六是在宏观管理方式上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
这些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效率低，或者说效率提升慢。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长中，经济既难以持续，也无法避免滞胀。
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一方面宏观调控已进入择机退出阶段，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组合方式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扩张同方向组合，重新调整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走出，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存在，甚至可能加剧。
预期的提升会加剧治理通胀的困难，还会提升加薪要求，从而增大人工要素成本，加大通胀的成本推进压力。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导致泡沫破灭，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类似东亚泡沫和拉美陷阱等问题。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就是要把总量管理与结构调控、宏观调控与微观行为、短期管理与长期管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协调起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刘伟） 进入 刘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失衡 宏观政策 。从总供给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两方面作用。
从政策着力点看，需要从关注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向同时关注财政政策的风险调整。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现阶段处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长(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较高增长(潜在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9%)可能的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由此看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国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目标之前，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长。从供给管理短期效应看，各类直接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都有活跃供给的短期效应;从供给管理长期效应看，各种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政策都具有长期供给效应。
就增长的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从增长目标看，现实选择只能是适度通胀下的有效增长，既不应选择高通胀高增长，也不可能再现低通胀高增长，更要防止高通胀低增长。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同时存在的是我国居民高储蓄倾向和银行体系的稳健。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也具有加大紧缩力度有效治理通胀的条件。
这就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调整及变化。
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因此，可以更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有效性。
三是虚拟经济的活跃会提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特别是大量过剩流动性若不能及时拉动实体经济，而是滞存于虚拟经济中，刺激投机性资产价格或金融衍生品价格上升，甚至把个别产品金融符号化，比如房价大幅上升，绿豆等价格炒作式暴涨等，都会提高通胀预期。五是汇率政策重回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轨道。
